2023年2月，权威期刊《学术界》在“学术前沿”栏目刊发了我校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林克勤教授撰写的《论国家认知安全体系的建构》一文。文章中首次提出“国家认知安全体系”的概念，引起了学界和媒体高度重视。近日，新华社《中国记者》杂志以“认知安全:概念特点、内在逻辑及风险治理机制”为主题，专访了包括林克勤教授在内的四位传播学领域知名学者，表明了认知安全已成为国家总体安全的新域基石。全文如下：

认知安全：概念特点、内在逻辑及风险治理机制

新华社 田绍慧

内容摘要    伴随着智能技术进步、人类认知方式发展以及国内外力量博弈的深化，认知域这一新兴领域的安全问题相伴而生。认知安全问题直接作用于人的心智的底层基础，对个体和群体认知、意识形态安全、社会团结稳定乃至国家战略决策自主都产生重要影响。应从场域、媒介、话语、认知、技术、战略等多重维度来把握认知安全问题，综合统筹顶层统领、机制建设、法治保障、技术赋能、文化传播和认知韧性，提高认知安全治理能力和效能。

关键词    认知安全  认知对抗  主流媒体  总体国家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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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深度嵌入人类加工整合信息的认知域，对人类认知产生深刻影响，认知安全风险也越来越广受关注。从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再到印巴冲突，地缘政治博弈战火从线下燃至线上，认知战激烈打响，认知安全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在智能传播时代，如何科学理解认知安全这一新兴领域安全的概念和特点，如何把握认知安全的内在逻辑，如何做好认知安全风险治理，已成为学界和媒体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为此，记者近期对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林克勤、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曾庆香、中国传媒大学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徐培喜等进行了采访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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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认知安全？

记者：当前，伴随着智能技术进步、人类认知方式发展以及国内外力量博弈的深化，认知域这一新兴领域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界重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认知安全这一概念？这与此前常提的舆论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及文化安全概念有何区别和联系？

林克勤：理解认知安全首先要从“认知”和“认知域”谈起。“认知”是脑和神经系统产生心智，并进行学习、记忆、思维、理解以及其他相关行为的过程。“认知域”可理解为大脑的认知加工过程、认知主体进行角色定位以及认知活动发生的场域和空间。认知安全与舆论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关系密切、互有交叉，后三者更强调心智的外化载体，而认知安全侧重记忆、图式、范畴化、思维、意识等心智活动的自主性和不被控制性。认知安全的主要特点是：1.全面性，几乎统括所有社会领域；2.联动性，与其他安全体系紧密联动；3.抽象性，并非指向某个实际对象；4.前沿性，技术迭代赋予其突出的前沿性；5.复杂性，与传统安全相比更复杂。

曾庆香：认知安全指保障个体或群体能自主理性地形成认知，避免其认知过程被操纵或扭曲。舆论安全关注社会舆论场是否被恶意操控，并引发社会对立风险。意识形态安全指国家主导思想体系具有主导权和稳定性，核心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不被颠覆、质疑和淡化。文化安全指民族文化特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受外来强制地改造，防范文化渗透、文化侵略和文化认同危机。认知安全的特点主要有：1.技术赋能性，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社交机器人等技术，极大增强了认知操纵的效率、精准度和隐蔽性；2.过程隐蔽性，认知攻击除了直接的宣传灌输，还会通过嵌入信息生态、利用认知偏差等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受众认知图式。

喻国明：认知安全是数智时代国家安全的新兴前沿领域，其核心是防范个体和集体的认知能力及状态不受偏见、误导甚至操纵影响，从而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社会团结稳定与国家战略决策自主。相较于舆论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对观念、价值体系和文化内容等宏观层面安全的关注，认知安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博弈场域更深一层，深入观念和价值体系在心智中形成、固化的神经机制与微观心理过程，即直接作用于人的心智的底层基础“操作系统”，直接影响“信息感知—识辨记忆—信息加工—行为反应”等认知全过程。认知安全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影响对象直指人的认知能力、状态与思维方式，作用更隐蔽、更深远，政治化属性凸显，关系公众的政治态度、共识、信任、决策与社会稳定。

徐培喜：数智时代，技术赋能升级、应用场景延伸、参与主体多元化、传播生态飞速变化，对人的认知产生深刻影响。认知安全概念是在前沿技术加速变革、国际认知冲突频发背景下兴起的新安全概念，是对信息安全等概念的延展。认知安全的特点体现在：平台和技术导向明显，侧重信息传播和操控，以影响人的认知和行为为主要目标，地区冲突认知博弈升级等。认知安全问题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高公民数字素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然，与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等边界较为清晰、发展较为成熟的概念相比，认知安全概念、研究的成熟性和持久度还有待观察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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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把握认知安全的内在逻辑？

记者：当前国内外有关认知安全的研究主要聚焦俄乌冲突认知战、美国大选中认知操控以及人工智能深度嵌入认知对抗等问题，学界、智库和媒体的分析角度各有不同，那么，认知安全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可以从哪些维度来把握认知安全问题？

徐培喜：当前认知安全研究的重点聚焦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领域，特别是地区冲突、公共安全、外国选举等脆弱语境下的认知安全问题。可从如下三方面把握：一是空间维度，网络空间是认知作战的主要空间，各国纷纷成立网络和信息作战部队，网络空间军事化、冲突化的形势日趋严峻；二是技术维度，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被用来生成账号、图片、评论、帖文、新闻、视频等真假杂糅的信息，并进行精准投放；三是认知维度，大脑是认知产生的来源，也是认知作战的攻击对象，还是维护认知安全的重要防线。

喻国明：认知安全的内在逻辑源于从信息竞争到认知竞争的范式转型。其核心逻辑在于，在深度媒介化社会，海量、多元、超载的信息正在激烈争夺个体有限的认知资源。其内在逻辑可从三个维度把握：一是技术维度，人工智能、算法、社交机器人等技术深度嵌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使得认知操控的工具更丰富、影响更深远；二是心理维度，基于认知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攻击方旨在利用认知偏差和认知弱点等，进行认知干预、操控及攻击；三是战略维度，认知安全具有深厚的战略学、政治学、传播学和安全学背景，其终极目标类似于“不战而屈人之兵”，旨在影响或改变对手的战略信心与决策。因此，认知安全的内在逻辑是一场在技术赋能下，围绕人类有限认知资源展开的、旨在影响人的态度与行为的系统性争夺。

曾庆香：认知安全的内在逻辑可从四个维度来把握：1.个体与社会维度，保护个体免受系统性认知操纵，避免其认知自主性和批判思维被削弱，维护群体理性与社会共识；2.技术与能力维度，如何在内容生产、精准传播和心理操控等方面，有效运用生成式AI、深度伪造和算法推荐等数字技术，并防范其可能引发的认知安全风险；3.规则与博弈维度，围绕认知域活动的国际行为规范、责任界定与治理框架进行竞争与合作；4.主权与防御维度，防止外部行为体通过系统性叙事、信息操控等方式，侵蚀本国主流价值观、身份认同与社会稳定，维护本国决策自主权。

林克勤：国内外对认知安全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具体事件建立阐发框架，既反映出认知安全与虚假宣传、谣言治理、思想操纵、技术利维坦等形形色色非传统安全的边界难以划分，能指意义分散交错，又体现了各领域关注视角、目的和兴趣的差异。认知安全的内在逻辑是国家负有帮助国民树立正确价值观、确保信息传递真实及其环境安全的义务，并保障国民心智活动免于敌意干扰的自主性和不被控制性。认知安全问题包含以下五方面：1.历史记忆安全（认知安全的基础）；2.信息环境安全（认知安全的运行条件）；3.国民心理安全（认知安全存在的前提）；4.主流价值观安全（认知安全的核心要义）；5.话语叙事安全（认知安全的外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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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提高认知安全风险治理能力和效能？

记者：“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信息化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如何在现有机制基础上构建完善科学高效的认知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机制，继而提高认知安全治理能力和效能？

林克勤：“十五五”规划建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当前国际认知战中，发起国融合认知科学、纳米技术、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等试图重塑对象国民众的心理和思维认知，动摇其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认同，破坏对象国文化基础、社会传统和国家利益，为我国治理认知安全风险敲响了警钟。但目前认知战仍停留在对“制脑权”的争夺，还未延伸到心智空间与现实世界，特别是云和端无限交织的数字孪生维度。这个数字孪生维度并非全球公域，而是一种主权AI，即“领云”。不久的将来，以引发对象国心智空间认知紊乱为目的的新型认知攻防战可能开启,我国应率先介入这一战略前沿,制定反认知渗透的策略方针,全面配置机制、战术和设备,力争获取“制云权”“制心智权”,从而在大国博弈中掌握战略主动。

喻国明：构建国家层面的认知安全治理机制，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下进行系统化设计。首先，坚持顶层统领与系统整合。必须将认知安全深度融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布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积极推进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将认知安全明确为重要新兴领域安全范畴，进行支柱化建设。其次，强化科技赋能与法治保障。需发展可解释的人工智能（XAI），以技术手段应对技术风险，同时完善针对算法治理、个人信息保护、虚假信息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为认知安全治理提供法治支撑。最后，贯彻“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认知安全治理应坚持“以人为本”宗旨。机制设计应注重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媒介素养，推动公众成为认知安全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通过源头治理和预防为主，筑牢认知安全的社会根基。

曾庆香：构建科学高效的认知安全治理体系是一场涉及战略、技术、法律和社会的系统性工程，要求我们从顶层设计到底层技术，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协同，实现全方位的升级与融合，最终形成能有效抵御数智时代复杂认知风险的强大“免疫系统”。首先，需要技术赋能与自主可控，以技术管技术，包括构建自主可控的数据与模型，建设智能分析平台，突破核心场景运用。其次，需要体系融合与协同联动，即体系化协同，包括破除数据孤岛，建立协同机制。第三，需要规则完善与依法治网，即法治化保障，包括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场景立法。最后，需要社会免疫与认知韧性建设，即人本逻辑，包括深化人文公共教育，培育专业人才。

徐培喜：文化认知是最高层阶的认知，文化领域治理能力与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加上当前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最前沿，提高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特别是认知安全治理能力，面临很多新的巨大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健全网络综合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持续开展“清朗”“净网”“护苗”等专项行动。同时，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公众认知、主流思想、大众文化入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为文化创作传播带来的变革效应，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视听转化，不断运用数智技术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和主流文化，夯实全社会团结统一的思想共识。此外，还要完善国际传播体制，增强国际战略传播效能，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战略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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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流媒体如何参与认知安全风险治理？

记者：认知安全治理离不开信息的整合处理，新闻信息传播也是重要一环，那么主流媒体应如何担当作为、积极参与到认知安全治理中去？

喻国明：主流媒体参与认知安全治理，需实现从信息传播者到认知生态治理者的角色跃升，其路径与传统新闻报道有本质不同。第一，范式转型：从内容供应到解决方案提供。主流媒体应跳出“内容+渠道”思维，强化“算法+数据+场景”思路，嵌入社会治理，生产能化解认知问题的“方案型产品”。第二，构建“反算法逻辑”，捍卫人文价值。在算法主导的时代，主流媒体需通过提供深度、差异化、文化导向的内容，构建抵抗算法标准化逻辑的“负熵系统”，激活用户的主体意识与批判性思维，守护公共理性场域。第三，扮演“结构节点”，实现全链路赋能。应以“结构节点”思维重构内部流程，实现全链路数据化与可编程化，在分布式认知系统中，与公众共同建构社会意义，实现从“身份主流”转向“能力主流”。

林克勤：主流媒体不仅仅是新闻报道发布的载体，更应成为风险社会中承担治理职能的重要服务平台。换言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应向治理型、服务型的综合智能体转变，强化治理和服务职能。主流媒体参与认知安全治理的独特效能，在于其公信力等不可替代的权威优势，这些优势在合理配置认知构件、帮助公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科学认知上具有显著效果。主流媒体还应该承担起引领公众理性判断的社会责任，疏导、消解公众的负面情绪，强化其积极心理和正面思维发力点，使得公众主动作为，促进社会认知体系良性运转。

曾庆香：在认知安全治理中，主流媒体的角色已从传统信息的发布者和瞭望哨，转变为网络空间秩序与公共认知的塑造者和守护者，主流媒体通过技术主导、生态共建、全程风控、价值引领等综合手段，主动构建一个安全、可信、清朗的信息认知环境。在功能重心上，新闻报道主要是传递信息、引导舆论、凝聚共识。认知安全治理是识别与防御，主动监测风险、识别虚假信息、防御认知操纵、塑造公共认知、维护思想安全。在行动范畴上，新闻报道是新闻生产与发布。认知安全治理是系统性治理参与，涵盖技术研发（如AI风控系统）、生态建设（如语料库）、规则制定（如行业标准）、社会协同（如与学界、平台合作）等全链条行动。

徐培喜：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是按照政治性、重要性、真实性等原则组织的，而遵循趣味性、娱乐性等规律的自媒体账号更容易吸引流量和公众注意力。主流媒体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在重大事件中发挥着一锤定音的作用，是平息舆情和社会争议的“定海神针”。当前，商业平台、MCN机构、自媒体账号是我国认知安全风险的重要发酵场，主流媒体应该在塑造公众对新政策、新热点、新现象、新问题的认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继而参与到认知安全治理中去。

来源：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