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01 文章来源: 点击数:[]
近日我校党委书记刘嗣方在《农村工作通讯》发表理论文章《推动乡村振兴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路径》,全文如下。
推动乡村振兴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路径
文|刘嗣方
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战略部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升农业对外投资和贸易合作质量”任务,要求“支持扩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出口,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农业发展合作空间”。
随着“三农”工作迈入新阶段,推进乡村振兴国际合作、深化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讲好中国减贫故事、深化农耕文化交流互鉴,已经不是可选项,而是顺应大势、服务全局、赋能地方的必答题,具有深刻的时代必然性、现实紧迫性和战略长远性。要深刻认识乡村振兴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由“对内深耕、本土提质”向“内外联动、双向赋能”的全新发展格局转变。
推动乡村振兴国际合作,是培育农业新动能农村新活力、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中国农业正加速融入全球市场,深度链接世界资源。当前,我国农业已跳出传统种养、本土循环的单一维度,迈入全球要素整合、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国际市场对接、先进技术引入的更高能级的发展阶段,对全面深化国际合作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通过深化国际合作,既可以巩固拓展农业经贸合作,把国内优势特色农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做强本土农业品牌,也能强化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持续引入海外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农业管理经验和农业科技成果,反哺国内农业产业升级,切实提升农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综合竞争力,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当前我国面临农产品贸易规模不大、进口农产品持续扩大导致本国市场空间受限、产业链条不长、品牌能级不高、现代化转型压力较大等突出问题,通过主动对接国际市场、衔接国际规则、吸纳国际资源,既“引进来”又“走出去”,加快补齐乡村产业短板、突破农村发展瓶颈,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更多振兴新动能,牵引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国际合作,是适应农业农村发展阶段性变化、构建农业农村发展新格局的战略抉择。进入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面临的形势任务正发生深刻演变。在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数字技术深度渗透、大食物观加快构建、“双碳”目标纵深推进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乡村发展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从总量增长到要素组织、整体转型的深层次变革,智慧农业、精准农业、低碳农业、农文旅融合等新形态加速重构传统农业边界,推动乡村功能从单一种养向生态涵养、文化挖掘、休闲康养等多元价值全面跃升。这些新趋势新特征,愈发呼唤以开放视野融通全球资源、以合作共赢破解发展难题。可以说,现代农业已迈入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深度交融的新阶段,开放合作方能行稳致远。通过深化国际合作,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全球农业发展趋势,坚持全球视野,在产业布局、AI 应用、人才集聚、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治理等多个维度打开视野,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更好对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中构建开放包容、更具韧性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推动乡村振兴国际合作,是主动回应全球性挑战、参与全球农业农村治理变革的有效举措。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改变,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正经历深度重塑。从未来一段时间看,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复杂严峻,粮食、能源价格波动加剧,农业科技合作壁垒增多,农业服务贸易增长潜力显现,规则规制标准加速完善,国际粮农治理体系亟需变革。面对这一系列趋势特征和深刻变化,迫切需要以高质量贸易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科技创新深度赋能农业全链条升级,以开放合作引领规则标准制定,推动全球粮农和乡村治理体系完善。深化乡村振兴国际合作,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回应全球发展赤字、助力世界粮食安全与减贫事业、落实“四大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深化国际合作,有助于将成熟的农业先进技术、减贫发展模式、乡村治理经验优势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利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契机,深化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农业经贸和涉农科技、金融、教育等领域务实合作,寻求完善全球农业治理体系、破解全球乡村发展难题之道。
推动乡村振兴国际合作,是讲好中国乡村振兴故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渠道。我国的乡村振兴之路,是一个人口大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这场实践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辨识度的农耕文明,也凝结着新时代党带领人民振兴乡村、建设家园的生动探索。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场对中国乡村发展、农业现代化存在认知偏差和话语误解,片面化、标签化解读时有发生。推进乡村振兴国际合作,不仅是产业层面的经贸互通,更是文明层面的对话互鉴。通过搭建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平台,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消除认知壁垒,让国际社会读懂中国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与价值内涵,把中国农耕文化的当代智慧、中国乡村建设的鲜活故事更加生动地传递给世界,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农业农村发展道路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感召力,为全球乡村发展贡献独特的文明滋养。
面向“十五五”,我国农业对外开放前景广阔,推动乡村振兴国际合作大有可为。要顺应农业国际合作新趋势新特点,积极探索乡村振兴国际合作新方向、新路径、新模式,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融入全球农业合作体系,不仅为农业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也将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改变全球农业治理范式、促进世界农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一是深化高水平开放合作,着力构建农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扩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出口”。传统农业合作正加速向全产业链、高科技、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农业新业态、新领域成为合作新增长点。要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的基础, 积极扩大农产品精深加工、智慧农业、绿色低碳农业等新业态新领域对外开放,通过深耕产品质量、强化品牌意识、拓展营销渠道、强化服务保障, 结合实际出台金融、保险、法律等配套措施,推动高附加值农产品和服务出口,赋能乡村企业“走出去”。加强与国际科研机构及企业的联合攻关,构建安全可控的全球农业供应链,增强农业国际循环的韧性和稳定性,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依托自贸区港等特殊优惠政策,利用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等创新规则,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农业从“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和“标准输出”转变。加强涉农国别风险研判、中外乡村治理比较研究,保障农业企业和投资者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与安全,创新农业国际传播与品牌塑造路径,塑造我国农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二是深化涉外人才培养,着力构建乡村国际合作人才网络。立足紧缺农业开放人才需求,推动企业与高校、行业机构合作培养复合型涉外农业人才,合作定向培养“外语 + 农业经贸 + 跨境电商 + 国际传播 + 跨文化沟通”复合型人才,补齐涉农领域小语种人才、涉外运营人才、跨境电商人才、国际传播人才等短板,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通国际规则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三是深化农耕文化交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对外伙伴关系。建立我国乡村全面振兴案例库,协同打造多语种、本土化、国际化的涉农传播内容矩阵, 讲好农遗活态赋能、农耕文明传承的故事,讲好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等故事,全面呈现中华农耕文明的发展脉络、独特价值及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提升乡村全面振兴国际美誉度和影响力。精准开展农耕文明区域国别研究,挖掘全球南方国家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加强农耕文化交流互鉴,提升中华农耕文化价值的国际认同,推动不同文明在乡村发展领域相互启发、美美与共, 拓展东南亚、中亚、拉丁美洲等地区农业国际合作“朋友圈”。
四是深化乡村治理合作,着力构建全球农业治理新范式。推动乡村振兴国际合作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粮农治理体系改革、推动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对接伙伴国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积极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等多边机制合作,在粮食安全、粮食减损、智慧农业、南南合作等领域主动设置议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业秩序,是我国参与全球农业治理变革的重要切入点。要用好数字乡村治理和乡村基层治理鲜活案例,通过中西方乡村治理经验比较研究,展现我国城乡一体、兼顾差异的乡村治理体制特征,阐释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鲜明特色,彰显中国乡村之治的显著优势,为全球乡村治理、粮农治理、贫困治理作出新的中国贡献。
五是拓展交流对话渠道,着力构建全球南方国家农业合作网络。持续利用多双边合作机制,大力开展中外农业交流、涉农项目合作、农耕文化互鉴、政党沟通交流,依托各类产业对接平台、国际论坛、合作办学、学术研讨等,打造标准化、可复制的地方展示窗口和实践样本,搭建常态化对话平台,扩大乡村全面振兴、现代农业发展的国际共识与合作面。积极拓宽涉农多边交流合作渠道,落地跨境合作项目,推动全链条合作,带动我国农业技术标准和服务模式走向全球。深化与全球南方农业合作,探索农业对外援助新方式,从推广小农户衔接大市场、减贫治理等成功经验,到探索合作共建示范区与国际减贫协作新模式,帮助共建国家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六是创新话语表达方式,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的乡村振兴,既不同于韩国的新村运动,也有别于德国的乡村更新,走的是一条立足中国国情农情、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动员亿万农民共同参与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独特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实现联合国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这一伟大实践蕴藏着深厚的理论富矿。新时代乡村振兴理论、农业现代化治理理论与涉外乡村合作理论立足国情农情、植根发展实际,形成了迥异于西方传统农业理论的崭新范式,体现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贡献。要持续深化涉农国际学术交流、跨国比较研究、国别实践研判,尽快建构起农业领域新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农业研究框架,从全球比较视角和世界意义层面提炼总结中国式乡村振兴的发展规律与理论内涵,进一步夯实中国自主涉农知识体系的学术根基,并以更具包容性、解释力的中国学术成果,为全球农业发展理论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